CDT 档案� 标题：从巴勒斯坦到“新疆”：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 作者：qf4palestine
发表日期：2024.5.21
来源：Matters
主题归类：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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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本文将从左翼视角分析
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

作者：惭语

去年10月7日以来，有许多分析都指出以色列和中国在�族灭绝和定居者殖民上互相借鉴“�恐”策略和监控技术，但甚少看到有关两者相似于强迫劳动和资本统治的讨论。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受
到强迫劳动的情况无论是�语世界还是国际社会都少有人知。长期以来，以色列和欧美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哈斯巴拉（hasbara）[1] 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掩盖其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掠夺；而今天的中俄
亦通过和各威权政府结盟、树立带头抵抗西方霸权的形象来洗白自身的帝国主义行径。如此一来，“选边站”就成了常态。许多自由派一边疾呼关注维吾尔人人权，一边支持以色列�族灭绝；小
粉红和坦克党（tankies）[2] 则一边高喊解放巴勒斯坦，一边视“新疆”�教育营为美帝的骗局。两者看似政治立场迥异，�都落入了两大资本主义阵营（自由民主和非自由民主）联手打造的新冷
战叙事陷阱。因此，辨析资本和强迫劳动/定居者殖民的关系在当下尤为�要。只要�作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的受压迫结构极其相似：由国家发起，受资本驱动。本文将从�
�翼视角分析巴勒斯坦人和维吾尔人所受强迫劳动和资本剥削的结构异同。笔者愿以拙作抛砖引玉，希冀借此打破阵营主义的迷思，呼吁跨�/民/国族无产阶级团结，联合�抗殖民、资本与极权的
压迫。

集中营/监狱里的强迫劳动

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发现，早在1948至1955年，犹太�国主义者就在�族清洗巴勒斯坦人的同时建立了至少22座集中营，关押了约7,000�巴勒斯坦人。[3] 西�
�指出，犹太�国主义者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统治的政权，因此一开始将巴勒斯坦平民视作负担，只是计划将其赶出家园，而非关押。但以色列宣布建国引起叙利亚等周边阿拉伯国家广泛�满。这�
�国家派军进入巴勒斯坦领地与以交战。自那以后，以色列开始兴建集中营，用来关押战俘。另一方面，鉴于数万犹太人被征兵入�，以色列亟需填补劳动力缺口。因此在关押战俘的同时，以色�
�也开始有意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当作“战俘”关押（在此之�以关押的巴勒斯坦战俘并�多），并将其强制征用为殖民经济�务。在集中营里，巴勒斯坦囚犯被迫充当佣人、弄干湿地。除了公�
��务，ta们甚至还被迫参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劳动——运送巴勒斯坦民居被毁后的残骸、收集运输同胞遭受洗劫的财物、挖战壕、掩埋死者等。讽刺的是，犹太人启用这些集中营距离德国关
闭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只过了三年；运营这些集中营的人中，恰恰还有曾被纳粹关押过的犹太人。

除了集中营，以色列监狱也是巴勒斯坦政治犯强迫劳动的血泪之地。�Addameer报告显示，自1967年至1972年，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被迫为以色列生产坦克等军事设备——自然是被用于镇压屠�
�巴勒斯坦人——以及被“雇佣”来建设关押巴勒斯坦自己人的监狱。[4]《犹太�国主义秘史》的作者罗尔夫·熊曼称，政治化的监狱劳动就是“骚扰囚犯生活”的强迫劳动，旨在“最大化肉体和
心理的压力”。[5] 在强迫劳动期间，巴勒斯坦囚犯遭受了非人虐待和酷刑。拒绝劳动则会遭到惩罚：包括被剥夺现金券、放风时间、书�报纸，甚至是被隔离和殴打。这些劳动的平均工资仅仅�
��有每小时0.05美元（相当于0.3 – 0.4元人民币）。

Addameer的报告还指出，尽管在1972年，巴勒斯坦囚犯通过绝食迫使以色列废除了监狱强迫劳动制度，但“强迫劳动”�以另一�更为隐蔽的方式维续——监狱商店制（canteen system）。一开始，巴勒�
��坦囚犯的一些基本食物和日用品由国际红�字会�费提供。但自1970年代起，它被监狱商店制取而代之。随着狱方基本供给（hasbaka）的数量和�类减少、监狱餐质量下滑，巴勒斯坦囚犯�得��
�赖于监狱商店，并在监狱劳动体制下通过所谓“自愿式”工作�取积分（canteen credits），购买必需品。这�对巴勒斯坦囚工的剥削直到1980年�逐步消失，但监狱商店制�一直延续至今。而经济�
��削则很大程度从囚犯转移到了家属身上：因为监狱外的人需要赚钱转给监狱里的人用。

在“新疆”，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了�教育营的�身——劳改营。当时的劳改营和今天的�教育营�一样：�者并非只针对少数民族，而是所有民族中的异见者。但�可否认的是，在少数民族地
区，少数民族人士受劳改的真实原因与其追求民族自决/独立的关系更大，而非一般意义上对中共官僚社会主义路线的挑战——这也是少数民族劳改犯与汉人劳改犯的�同之处。蒙古族学者杨海�
�指出，在“�右”运动中，一大批维吾尔干部由于“历史上曾追求‘民族自决’”，而被冠上“排斥汉族，破坏民族团结”的罪�。[6] 根�中共官方记载，当时“新疆”有1612人被划分为“右�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7] 尽管现有资料甚少披露这些人是否均接受劳教式的强迫劳动，但我们大可根�中共对被打成“右派”的官员哈木提·尧鲁达西甫判处“下放劳动锻炼”的标准，来做出�
��定推断。[8] 类似的事情也在文革期间上演。例如，“新疆”鞑靼穆斯林苏云古丽·查尼�夫（Söyüngül Chanisheff）因在60年代末参与组建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被判劳改三年。[9] 虽然劳教制�
��实行近56年后于2013年从法律上被废除，强迫劳动并未断绝，无论是在“新疆”还是中国内地。[10] 但与内地最�同的是，“新疆”的强迫劳动始终带有（内）殖民性质。

2014年后，“新疆”的强迫劳动制开始与“�恐人民战争”叙事结合，高度民族化，演变为�教育营系统。�统计，�教育营里关押的突厥穆斯林至少有150万人。[11] 与�教育营建设同步的是“新
疆”纺织�装产业的发展。2014年，“新疆”加速推进纺织�装业发展，吸引东部沿海地区该产业转移，预计提供100万就业机会。[12] 自2017至2018年“�教育营”扩大化以来，中国政府将其更�为�
��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亦��教育营），并将其作为当地的经济载体，为内地企业来“疆”建厂提供补贴。[13] 这些附属工厂建在�教育营内或附近，成为了�教育营系统的延伸。许多维�
�尔人在营中完成“�教育”后便被直接转移至工厂。2018年，仅在“喀什”地区就有10万被拘者被转移至工业园工作。[14] 然而，从�教育营到附属工厂并�意味着自由，而是严酷剥削。�学者达
伦·拜勒（Darren Byler）采访一�被转移到工厂的被拘留者得知：她的实习工资仅为每月600元（国家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还会被各�克扣，且�许离开工厂，时刻受到监控。用她的话说：“就�
��奴隶制一样”。[15]

集中营/监狱外的强迫劳动

无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维吾尔人，强迫劳动在监狱/集中营外同样存在。许多受害者是最易受剥削的底层：农民。在《雇用敌人：以色列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工人故事》一书中，马修·维克里（
Matthew Vickery）指出，有许多生活在约旦河西岸接缝区（seam zone）的巴勒斯坦农民由于被以色列逐步剥夺耕地，又因移动受限、本土经济受钳，最终�得�到以色列定居点从事低端工作。[16] 这些
工作往往是建筑工、长工、售货员：超负�劳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无偿加班、没有社会保障……巴勒斯坦女工的处境比男性同胞还要艰难：工资相较同族男工更低，承担更多�生产劳动，甚
至承受着以色列雇主的性骚扰。尽管巴勒斯坦农民工�像被囚工一样直接受到胁迫，但这�看似“自愿选择”的剥削被维克里称为更隐蔽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state-instigated forced labor）——因�
��别无选择。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疆”，维吾尔农民被剥削的结构也极其相似。对于维吾尔农民来说，市场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剥夺极大程度加剧了维吾尔农民的赤贫状态。加上语言文化迥异、宗教习俗�
同、民族歧视严�、自由移动受限等因素，大多数维吾尔农民为了谋生，要么只能在“疆”内“自发”迁移（当农奴或是进入非农业的低端行业），要么只能接受政府强制性的劳动力转移。无论
哪�，ta们都�得�面对极度的剥削和压迫：民族歧视、社会隔离、待遇极低、缺乏保障、失去权利……因此，ta们都是维克里所说的国家发起式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比�
�以色列�领西岸后的西岸巴勒斯坦农民及改革开放后的维吾尔农民，呈现两者在集中营外所受强迫劳动的结构异同。

（一）对原住民土地的�有和剥夺\ 强迫劳动往往伴随着对原住民进行土地剥夺。这对农民来讲是致命的，因为土地是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对于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 维克里以一座�为阿尔瓦拉加（Al-Walaja）的村庄为例，详细揭露了以色列殖民者如何步步蚕食其土地。[17] 在1948年巴勒斯坦大浩劫（Nakba）后，该村庄的村民被迫�
�离原住地。Ta们当时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此便暂迁至村庄附近，开垦耕地，伺机�返家园。然而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18]，以色列迅速吞并了西岸。它在该村及其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哨站、�
��定居者居住的房屋、联通本国的公路网络。�到了2002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隔离墙更是将该村庄并入以色列直接控制的西岸C区。就连村民们新建的村庄及新开发的耕地都被以色列以“�
�育土地”为�纳入自然保护区。如此一来，巴勒斯坦农民就彻底失去了耕地和传统的谋生手段。另外，以色列也为企业和工厂提供优惠，鼓励其开设到犹太定居点。�加上以色列设下的��限�
�（将于下一部分展开），巴勒斯坦农民最终�得�接受定居点工作（settlement work），为殖民者干活。�便这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视作违法行为，且常被经济条件较好的同族视作殖民者的走狗，�
�让工人厌恶自己。

相比之下，汉人对“新疆”原住民土地的�有和剥夺则由（准）军事�领和资本圈地两方面完成。早在1954年，汉人为主的准军事实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兵团一开始主要驻扎在“北疆”，�
�边开垦土地抢�水源，一边大量接收汉人移民。[19] 因此兵团也被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直接比作犹太人定居点。[20] �统计，从1954年至1966年期间，兵团就从�到8万公顷的耕地开垦到了
81万；兵团人口亦从1954年的18万增加到了1966年的149万。[21] 到了改革开放后，官僚资本主义取代了官僚社会主义，同时“新疆”也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另外，中央政府还推出了“西部开发”政
策，在“新疆”大力发展“一黑一白”产业：石油和棉花。随着交通网络的完善，许多汉人在政策鼓励下从内地带着资金来�”疆”开�，并大面积承包土地，以��棉花为主。�汉人学者李晓
霞介�，虽然维吾尔农民同样开�，但ta们要么没有资金大规模承包和改造垦地，要么因为繁�的强制性义务工（hashar）无力耕作。相比之下，汉人农民则可通过交钱来�除义务工，汉人承包商�
��至还能通过贿赂村干部来获得土地承包权。[22]另外，在“五个统一”的官僚计划经济制下，当地政府还通过指定��品�、低价收购、各�税费，层层剥削当地农民，极度压低了农耕收益[23]�
�面对剥削，经济条件相对差的维吾尔农民往往更加脆弱。以上��都让缺乏资本、技术和社会资源的维吾尔农民难以和汉人竞争。最终，ta们中的许多人�得�将土地（至少部分）承包出去[24]�
�令“�疆”的土地大量集中到了当地官员和汉人承包商手中。除了资本圈地，随着“�疆”城镇化推进，当地政府也从城郊乡村的维吾尔农民手上大量征地。[25] 无论何�原因，土地剥夺都让本
就赤贫的维吾尔农民进一步沦为无产者——“农牧区剩余劳动力”。

另一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共越发警惕“新疆”的“分裂主义”。在这�背景下，大量失业的维吾尔人被视作�稳定因素，亟需提供就业来稳定政局。此外，高速发展的“新疆”棉花产业�
�东部的沿海工业也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因素让中国政府开始以“脱贫”为�，将维吾尔“农牧区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的血汗工厂和“新疆”的棉花工厂。此举�仅看似缓解了�
�数民族就业问题，给汉人资本输送了廉价劳动力，还通过抢�能源与控制人力进一步巩固对“新疆”的经济殖民。这�官商勾结的“脱贫”项目可谓一石三鸟，被维吾尔研究者尼若拉·艾勒玛（
Nyrola Elimä）直言是“奴隶贩�”。[26] 除了被迫劳务输出的维吾尔人，还有部分维吾尔劳动力是自发选择外出打工。然而无论被迫还是自发，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高度剥削就业环境，区别只��
�是�者还遭到了一定程度的胁迫（在�教育营还未出现以�）。实际上，并非所有外出务工者（含被强制转移的）都家中无地，失地亦非（强制）转移的先决条件。但土地的�要性万万�可忽�
�。因为对于有地者而言，一方面政府会拿没收土地作威胁，迫使其接受转移；另一方面往往自己难以凭借少量土地，继续在汉人资本的围剿下以传统农耕为生。这�土地剥夺一直延续至今，且�
�发强硬暴力，愈演愈烈。[27]

（二）封堵一切生路 维克里进一步剖析，强迫劳动光靠剥夺生产资料（土地）完全�够。要想让被殖民者被任意摆布，殖民国家还须将被殖民者与所有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行隔离，令其只能接受殖民资本的支�。这�
隔离包括了物理和经济两个层面。

物理上，限制原住民劳动力的自由移动： 以色列殖民者将西岸划分为A、B、C三区，并直接管理了面积�60%的C区。每个区都由大大小小的零碎飞地组成，彼此互�连通。此外，以色列还建了隔离墙，设立了大量路障、�哨点和检查站。�
��掠夺并碎片化原住民土地、实行�族隔离制的过程，也被称为巴勒斯坦的“班图斯坦化”。[28] 加上许多道路仅限以色列人使用、道路常被以方突然封锁，C区的巴勒斯坦人到A、B区城市务工�
�交通成本远远高于到定居点的。正如维克里举的例子：“一个�希伯伦山（笔者注：属于C区）的木工或许能在仅26英里（笔者注：相当于42公里）外的拉马拉的一个木料间找到工作，但有了以色
列限制移动、检查站、道路系统，去那里一趟要花几小时……”[29] 况且，搜身还常带有羞辱和暴力，冲突爆发时人身安全也受威胁。这些因素都让接缝区的巴勒斯坦农民难以到城市务工，�得�
�将目光投向定居点工作。

而在“新疆”，维吾尔农民迁移同样受限。维吾尔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曾分析：“以封闭、相互隔绝的绿洲孤岛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地理环境”，令维吾尔人难以从主要栖居地——偏远欠�
��达的“�疆”农村——转移到高度工业化的汉人聚集地：“天山北坡经济带”。[30] 维吾尔学者阿布都外力.依米提​​​​​​​也指出，“新疆”距中国内地的路途远、成本高、乡村道路建
设差，这些都令维吾尔农村劳动力难以像内地汉人农民工一样到内地打工。除了自然地理因素，还有语言的隔阂、文化宗教的迥异、民族歧视等社会因素。[31] 因此，尽管80年代中期以后有少数�
�社会经验较丰富、社会关系较多”的维吾尔人外出经商并取得成功（以开餐馆、做贸易为主），大部分维吾尔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疆”内转移当农工，或是到周边镇上或乌鲁木齐等“新�
�”大城市打工。[32] �2001年数�统计，“新疆”农村约有180万剩余劳动力（约�当地农村劳动力的44%），�仅有2万人外出打工（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而99%的转移劳动力都在“疆”内就�
�。[33] 这一点也可以在王力雄2003年“新疆”考察记录中得到�证：“【‘新疆’】汉族青年至少还可以去内地打工，当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34]

到了2009年的“七五事件”后，高压维稳政策更是令维吾尔人的移动亦处处受到监控和限制：街上同样密布的检查站；身份证和民族身份挂钩；出“疆”需当地警察批准；�便到了外地都难以入�
�酒店或租到房；居住登记表只有汉语；极难获得护照等等。[35] ��阻�令维吾尔农民人更加寸步难行，进一步加剧了其失业情况。

经济上，绞杀原住民独立经济，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民族隔离：
以色列除了在物理上限制巴勒斯坦农民的移动，还利用建筑许可制度限制其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在C区（�接缝区所属区），巴勒斯坦人若想建任何东西（哪怕是小小的鸡�），都需要得到以色�
�的批准。但事实上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023年，巴勒斯坦人的的C区建筑申请拒绝率高达95%，而定居者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能通过。[36] �便是冒着风险私下兴建小作坊，一旦被以方发现就
会被拆毁。正如在定居点务工的"阿尔瓦拉加村民穆哈迈德（Mohammed）所说：“但凡我有一丝机会能做自己的生意、搞个项目，我都会做的。但这里是C区……我什么业都创�了。”除了限制原住�
�自我发展，以色列还通过各�手段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区（A、B区）进行全面经济宰制。1994年的《巴黎�议》后，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成为西岸的主要交易货币；以色列全面控制巴勒斯坦的�
�品进出口；甚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税收都是以色列负责收的。这�全方�的绞杀让巴勒斯坦城市经济难以健康发展，劳动力市场自然也就供远大于求。于是，高企的失业率更令巴勒斯坦农民�
�城市望而�步。

在“新疆”农村，就像�文提到的，维吾尔农民对农业生产�仅没有任何掌控力和竞争力，甚至�得�将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能源方面，当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的巨大权力和丰厚利润更是
被汉人官僚集团牢牢攥在手里，�由维吾尔人染指分毫。�统计，每年光是“西气东输”项目便为“新疆”政府提供了�多亿税收。[37] 倘若这些资源都能由维吾尔农民和工人民主决策地自主开�
��，ta们恐怕自己就能更有效地解决就业，更平等地发展经济，同时还可能避�汉人资本家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无须“依赖”所谓的“脱贫”项目或聚集在低收入行业。另外，本能一定程�
�带动民族经济发展、为族人同胞提供工作机会的维吾尔资产阶级也长期遭受打压：许多企业家�是像热比娅·�德尔一样被抓�，便是财产被没收。[38] 土赫提等温和派知识分子更是被大量噤声
乃至监禁。这样一来，维吾尔人想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无疑痴人说梦。

最关键的一环，则是对劳动力市场按照�/民族进行严格划分。对于以色列殖民者，这�划分是通过工作证制度完成的。要想在以色列或以色列定居点合法务工，巴勒斯坦工人必须先得到以色列�
�批的工作证。工作证制度还规定了巴勒斯坦工人只能从事农业、建筑业和�务业。这些行业大多工作条件差、报酬低，难以招到以色列犹太人。同时，企业管理层则由定居者霸�。“新疆”的�
�况也是惊人相似。尽管中国法律规定少数民族应享有公平的就业权利，但几乎各行各业都赤裸裸地在招聘广告上写了“只招汉人” （�便同行业中维吾尔人也比汉人收入低）。[39] 无论政府、�
��团、国企、私企，皆如此。高科技行业、工业和能源行业更是将维吾尔人排除在外。这让从�“疆”到北“疆”大城市找工作的维吾尔人只能聚集在�务业、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需要强调的�
��，这�劳动力市场的民族隔离和受教育程度高低没有关系。就业歧视�而还让维吾尔人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想法。土赫提统计，维吾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15%。为了就业，许多大学生�得�
�去工厂打工，或是做小本生意（如摆地摊）。[40] 在巴勒斯坦亦是如此。巴勒斯坦有近乎全世界最高的识字率，�有超过一�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41] 而在“新疆”，向上流动的大门紧�
�、民族失业率高企，甚至把许多维吾尔人挤到了犯罪道路。例如，80年代后有许多维吾尔儿童被同族拐�至内地当小偷，大量维吾尔人跑到云�贩毒[42]。这�现象又进而令�明就里的内地汉人�
�维吾尔人产生�感，加深了误解与民族矛盾。

可以看到，无论是以工作证制度还是就业歧视，殖民统治阶级都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民族隔离。如同维克里所言，劳动市场按�/民族被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
��场（高收入行业和高层岗�）留给殖民者（犹太人/汉人），次要劳动力市场（低收入行业和与底层岗�）留给被殖民者（巴勒斯坦人/维吾尔人）。[43] 这也是为何土赫提会说，中国内地的城�
�二元社会恰好是“新疆”的汉维民族之别。

概言之，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中共，殖民统治阶级都通过剥夺原住民土地，封堵一切出路，让被殖民的民族无产化[44]，最终�得�“自愿”被殖民资本宰割。这�极端情况下，�便没有国家机器�
�直接胁迫，被殖民者为了生存也别无选择。因此，巴勒斯坦农民和维吾尔农民在本质上共享着同一�强迫劳动。长期的定居者殖民和民族隔离所造成的民族矛盾激烈化，更是让维汉学者把“新�
�”类比巴勒斯坦、�非。[45]

分而治之，瓦解�抗

强迫劳动和经济宰制�仅为殖民资本积累提供了源源�断的燃料，还分化了被殖民者，瓦解了联合�抗。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新疆”，大量的原住民失业人口都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
军——廉价的劳动力蓄水池。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蓄水池里�仅有无业的原住民，还包括外国移工。为了谋生养家，原住民无产者�得�进入殖民者规划好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充当农奴或奴工，
�便这里充满剥削。一旦就业，ta们便加入了和产业后备军形成对立的现役劳动军，无时无刻�害怕丢工作。因为ta们和资本家都深知还有很多失业者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因此，一方面殖民资本�
�可以随意宰割原住民就业工人，另一方面工人害怕被取代而�得�接受宰割。如此一来，殖民者/资产阶级和被殖民者/无产阶级的对抗，也就被转化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抗——亦
�被殖民者/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在这�情况下，任何�抗都会令工人饭碗难保，无论这�抗是来自工人自己还是其同族。

例如，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工人无论试图组建工会还是状告雇主，都极可能丢掉工作，甚至还会被加入黑��，�也无法赴以务工。而同族�抗招致的集体惩罚在如今的以色列�族灭绝战争中
最为显然。自去年10月7日战争爆发后，数�巴勒斯坦工人强行被遣返回加沙。高达20万巴勒斯坦建筑工人被禁止赴以及西岸定居点务工。[46] �便是留在加沙和西岸（非定居点）工作的巴勒斯坦�
��也无法幸�：约40万巴勒斯坦人因为战争失去了工作。[47] 此外，以色列还扣押了高达7800万美金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月度税收，令其无法给公职人员发工资。[48] 对于集体惩罚产生的劳动力短�
��，以色列又会用外国移工来填补。�统计，10,000��度工人将陆续赴以务工，填补以色列建筑业的劳动力空缺。[49] 而�度工人之所以愿意冒着风险赴以恰恰又是因为�度目�严�的就业�机�
��事实上，自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后，以色列就开始雇用中国工人在内的外国移工来取代巴勒斯坦建筑工——中国工人的人权状况也没有保障。 [50] 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巴勒斯坦工人像曾经�非的黑人工人一样，利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形成�抗�族隔离的势力。

这�对�抗的集体惩罚同样体现在维吾尔工人身上。�买买提明·艾孜来提（Mehmet Emin Hazret）统计，在1997年的“伊宁二五事件”后，伊宁大量工厂和企业以“破产”、“没有需求”等理由“倒闭
”，解雇了大批维吾尔工人。但与此同时，这些工厂（或工厂地皮）大多被�给了汉人，汉人工人也比维吾尔工人得到更好安顿。以伊犁州建设局为例：“有员工1000多�，其中90%为维吾尔族。
1997年‘2.5事件’以后以私有化的借口取消了维吾尔族员工的工作。承包该企业的老板为了完成从那些汉族贪官手中接过的工程从内地带来了10000多汉族工人。这些工人现在工作在伊宁市与周边的
地区。想干些哪怕是脏活累活而养家糊口的维吾尔人一个也没有被这个建设局录用。”[51] 解聘维吾尔工人又新招汉族工人，其缘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对维吾尔无产阶级的分化则残酷地隐蔽于�教育营和其附属工厂。诚如拜勒揭露，虽然两处都有严酷压迫，但附属工厂条件相对较好（如安保监控较少、工人�有一定程度活动自由）
。工厂里的维吾尔工人也因而成了现役劳动军[52]；�教育营里的大量被拘留者则是产业后备军。因此，工厂工人需要通过绝对�从来证明自己是“真正完成了�教育”的产业工人。因为资本家�
�工人都心知肚明：“任和抱怨，任何生产的放缓，都会导致ta们 【工人】 被其ta【�教育营里的】被拘留者替代。”[53]

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犹太/汉族工人、巴勒斯坦/维吾尔工人都受到统治阶级压迫，那是否有跨�/民族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呢？但现实告诉我们这很难。历史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美国和�非
的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都是敌对阵营。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仅从内部分化了被殖民�/民族无产阶级，还分化了殖民�/民族和被殖民�/民族的无产阶级——之所以有“你我”之分正是因为剥削
“你”有利于“我”。

例如在西岸，有近2/3的以色列定居者（绝大多为犹太人）是冲着“改善生活质量”来的：低房价和高补贴。[54] �统计，2013年特拉维夫的平均房价为60万美金，而当时阿里埃勒（西岸第4大定居�
�城市）的平均房价连这一�还�到[55]。由于西岸定居点房价之低，就连许多以色列�巴勒斯坦人都来这里购房。[56] 来定居点工作的老师也会有20%的涨薪，政府补贴还会覆盖80%的住房租金和75%�
��差旅费。[57] 在“新疆”也是如此。例如政府给企业补贴，鼓励入“疆”。近年来，兵团也为鼓励汉人移民“新疆”，为新汉人移民提供房屋、工作和土地。[58] 这些政策往往面向待业的大学�
��业生、农民工、失业人士、脱贫劳动力[59]——被竞争激烈的本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排除在外的剩余劳动力（要知道，中共建政头三�年最大的汉人入“疆”潮�是兵团人，而是大饥�时期高达
200多万的内地逃�饥民[[](#)60]）。�加上�/民族隔离的劳动力市场本就对犹太工人/汉族工人有利。可见，无论是以色列定居者还是汉人定居者， 大多都被殖民制许诺了向上流动和相对优越的经
济条件。另一方面，在《新疆、资本与民族压迫》一文中，雨舟还把汉人类比作W·E·B·杜波依斯笔下的美国白人。雨舟敏锐指出，除了经济利益，汉族移民还从民族压迫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报酬
”：社会尊�。[61] 同样，哪怕是最底层的以色列犹太人，都能享有“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与人权、土地、家、社会福利”。[62] 在�/民族隔离制下，�/民族身份本身就是一�巨大的�
��权。抛开个人道德�谈，无产阶级定居者为何要拒绝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制度呢？这就像要�尽特权的顺直男�对父权制一样难。难怪以色列的社会主义者摩西·马�弗（Moshe Machover）和阿
基瓦·奥尔（Akiva Orr）会说，正是物质现实阻�了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无产）阶级团结。[63] 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汉人和维吾尔人。王力雄曾观察到：“新疆汉人总是自觉�自觉地把自�
��摆在镇压者的�置。就连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一旦需要镇压当地民族时也会摩拳擦掌地请战。”[64] 这些汉人并非个例。�维吾尔在线在2011年做的一次维汉民意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汉人支持对维吾尔族的强硬政策。89. 4% 的新疆汉人希望在各个层面保持并强化汉族人的优势地�。82.3%的新疆户�汉人支持继续保持排他性的权力控制。”[65] 数�就是最
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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